容忍是俄罗斯腐败的温床



  • 2019-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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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时任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成了该国20年来第一位因腐败丢了乌纱帽的部长,这标志着重返克里姆林宫的普京揭开一场反腐大戏。其后相继被这股反腐旋风刮倒的高官还有俄前地区发展部副部长兼彼尔姆边疆区政府主席帕诺夫、俄航天系统公司总经理乌尔利奇奇、俄电信公司总裁普罗沃托罗夫,以及前农业部长斯克伦尼克。

除了放倒一批高官,俄罗斯还相继出台多部反腐法案,震撼性的内容包括:政府官员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的支出若超过此前三年内收入总额时将面临法律调查,在申报财产中弄虚作假的官员则可能被开除甚至面临刑事指控,禁止公务员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拥有海外资产,以及针对公务员收受礼物禁忌的《反腐败法》细则等。

普京政府的反腐力度之大、措施之狠,在中国民众中也赢得一面倒的称慕,人们对这个邻邦的反腐前景普遍看好。不过,在旅英俄裔学者阿莉娜・V・莱德尼娃教授(Alena V. Ledenva) 看来,事态发展恐怕远没那么乐观,因为“在系统性腐败的国家,单靠一个领导人是无法控制腐败制度的”;而考虑到俄罗斯社会对官员显示他们财富和特权现象的容忍程度,改变将“很难实现”。

作为研究俄罗斯腐败问题的权威学者 ,莱德尼娃教授通过大量深入调查所著《俄罗斯社会的潜规则――后苏联时代政治与商业领域的寻租行为》(英文版书名《HOW RUSSIA REALLY WORKS》)剖析了在这个社会急剧变迁时代衍生的形形色色的寻租行为及其根源,引人深思。

俄罗斯的腐败是系统性的

《21世纪》:在中国,人们已意识到,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是因为政府拥有太大权力又缺乏监督及制度约束。与此相比,你认为俄罗斯的腐败问题根源是什么?

莱德尼娃:我认为俄罗斯腐败问题的关键原因是人们对于腐败问题的容忍。为什么人们会容忍呢?因为人们知道俄罗斯的腐败是系统性的,因而任何反腐败行动都是毫无意义的。此外,人们认为自己也可以从腐败中获益。如果付钱给某个合适的人,那么你就可以快速而“有效地”实现你想做的事情。从长远看,这种个人行为损害了公共利益,并且不利于公共机构的发展。

俄罗斯在透明国际清廉指数的排名远远低于中国,这个是对企业和社会更具破坏性的。

《21世纪》:俄罗斯这些年也存在“越反越腐”的情况,但给人的印象是,自从普京总统再次上任后似乎动了真格的,自上而下推动反腐的力度大大加强,先后出台不少制度和法案,这些举措会行之有效吗?

莱德尼娃:首先请允许我指出,在俄罗斯,所有严肃的反腐败努力都是在梅德韦杰夫总统任内作出的,而不是普京总统。其中有些反腐败措施如果一贯奉行的话可能是会真正有效的,然而这不会是人们将看到的事态发展,因为在系统性腐败的国家,单靠一个领导人是无法控制腐败制度的。

在我最新的书《CAN RUSSIA MODERNISE》里,我已经阐述了这一观点――关于普京成为他所帮助创建的系统的人质。

《21世纪》:在俄罗斯“裸官”现象有多严重?一些中国读者猜测是否正因为“裸官”现象在俄罗斯官场并不普遍,相关法案才会在杜马顺利通过。实际情况呢?

莱德尼娃:勒瓦达中心(俄罗斯最大的独立研究机构)的全国性调查显示,超过90%的受访者认为,官员在国外拥有银行账户。新法案被认为是为了杜绝那些把财富从俄罗斯虹吸出去的行为,但是考虑到在俄罗斯社会实际存在的对官员显示他们财富和特权现象的容忍程度,这将很难实现。

普京需要在反腐败上有所作为

《21世纪》:俄罗斯和中国同样都在对原来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模式进行变革,两国在腐败问题上有一些共同特点,也具有一定可比性。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反腐败有可能靠自上而下强力推行一套“完美法案”取得成功吗?

莱德尼娃:对于政策,我是“自下而上”政策执行方式的信徒,没有哪个“自上而下”的法案可以对社会上不成文的规矩、公开的秘密和经济利益起到效果。

我对“BLAT”进行过研究,“BLAT”这个俚语在俄罗斯专指利用私人关系来办事,和中国对“关系”的比喻有可比性。两者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差异。用一句话来说,在中国,“关系”的实践中还有相当多礼仪性,而在俄罗斯则因为它的不可预测性而臭名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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